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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雪程门

文章来源:党风廉政建设网 发布时间:2017年05月08日 点击数: 字体:

    杨时(1053-1135年),世居福建省将乐县北郊龟山。宋代著名理学家、教育家和诗人。他“上接濂洛之传,下启罗(从彦)、李(侗)、考亭(朱熹)之绪”,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,一向被尊“程氏正宗”“闽学鼻祖”。

   文天祥《赞杨时》:“维我先生,天立作傅;七岁能诗,八岁能赋……”熙宁九年(1076年)先生24岁登徐铎榜进士。杨时于元祐八年(1093年)转师程颐。他与好友游酢拜见师傅时,大雪纷飞,但见程颐坐在院堂火炉旁的椅子上闭目养神,便在堂下恭候。待程颐醒来,发现杨、游二人站立于大雪之中。

   “程门立雪”,既是杨时对老师的尊重,更是对学术、对真理的敬畏。它为后人展示出一条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。受杨时的影响,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沙县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,向老师请教,还不惜变卖家产,到洛阳向程颢问学。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第后,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,从此摒弃释、道杂学,一心向儒,穷研圣学,终成大器。

   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,倾力著述,以书传世。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,读书与做人相结合,学与用相结合。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社会理想联系起来,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他极力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,自强不息。他还创造了一种既是“讲学之方”,又是“养心之要”的“默坐澄心”,“于静中体认大本”的独特修养方法,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,“以主静为宗”被称为“龟山门下相传指诀”。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,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“静养”境界的特征。“延平四贤”都向往“平淡”生活,安贫乐道。从杨时到朱熹,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,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,并且发扬光大。杨时把尊师重道的典范传给后世。

   宋政和五年(1115年),杨时主持编修将乐杨氏第一部《弘农杨氏族谱》,制订了十条祖训:一训父慈,二训子孝,三训臣忠,四训夫义,五训妇从,六训友恭,七训敬长,八训择友,九训睦族,十训和邻。

   此后各朝代杨时后裔谨遵祖训、恪守家规,以传承祖德为核心的家风也愈见浓厚,家风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。明代杨氏家训为:“勤耕务读,敦伦孝亲,卑无犯上,富莫骄贫,居仁由义,睦族和宗,布衣菲食,气忍家宁。”清代杨氏家训主要内容有:“顺父母,睦兄弟,和宗族,完国赋,务勤俭,勤耕读,谨丧祭,慎嫁娶,安本分,禁非为,守公法,记铭言。”

   在杨时的精心培育和影响下,他的儿子和孙子中先后有12人考中进士。杨时家风还泽被故里,自杨时以后,将乐籍人士,出现2人登文武头榜、66人中进士、4人任尚书的人文盛况。

   杨时立雪程门、载道东南之后对将乐风气影响非常大:一个是读书进取、耕读传家;一个是讲究名节、崇尚廉俭。杨时后裔杨汝桢,在安徽凤阳当知府“运家资以成王事”,公而忘私;将乐人黄锷在四川双流县当县令,致仕回乡之时“仅携《蜀志》一部”。将乐人受杨时影响,无论在乡为官还是在外从政的,都非常廉俭,因此,《将乐县志》记载:“自龟山先生载道南归,乡邑重道,读书进取,间有魁元,砥砺名节,后先相望。”“此将乐风俗之美也。”

   《宋史·杨时传》:“历浏阳、余杭、萧山三县,皆有惠政,民思之不忘。”杨时任浏阳知县期间,该县发生大洪灾。杨时积极组织赈灾,并暂缓征收灾民的赋税。明万历《萧山县志·人物传》记载:“政和二年为邑令,经理庶务,裁决如流。以民岁若旱,开筑湘湖,以灌九乡,至今民赖共利。祀名宦祠。”杨时任萧山县令时,率百姓筑湖,灌溉农田13万亩,解决了当时周围农田易旱易涝、连年受灾的问题。萧山百姓为赞扬杨时的功绩,为他建了生祠“德惠祠”,民谣唱:“民有天,湖不田,脱未信,视此年。”“西湖日出一只金元宝,湘湖日进一只金元宝。”

   清廉为民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,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,实施“仁政”的具体表现。主要包括民贵、宽政、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。他提出“夫民者邦之本也,一失其心则本摇也”,“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”,“宽者得众”。主张:爱人节用、取用适时、安抚农民、使民有家产,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,使民安居乐业。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。

   杨时一生清贫乐道,清正廉明。致仕还乡时,高宗皇帝赐给他官绢200匹、白银300两,颐养天年。但杨时坚辞不受,说:“乞恩于八闽,山无米,地无租。”高宗准奏“永为优免”。两袖清风而回。杨时在家乡生活十分俭朴“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”,“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”。杨时辞世后,“身后肖然,家徒壁立”。

 

(http://www.qlgov.org/html/175153.html)

 

采编:卢昱岚